四维：礼、义、廉、耻
　　四维的说法，最早载于《管子》。《管子》牧民篇：“仓廪实，则知礼节。衣食足，则知荣辱。...国有四维，一维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倾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，灭不可复错也，何谓四维？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礼不逾节，义不自进，廉不蔽恶，耻不从枉。故不逾节，则上位安。不自进，则民无巧诈。不蔽恶，则行自全。不从枉，则邪事不生。”

五常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
　　汉章帝建初四年以后，“仁义礼智信”被确定为整体德目“五常”。五常不仅是五种基础性的“母德”、“基德”，而且形成并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。

　　仁和义是儒家文化中两大根本性的道德元素，可谓总体价值观中的核心价值观。离开了仁、义，忠、孝、礼、乐等等都失去了意义。仁：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，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，孔子把“仁”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、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。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荀子：“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，人之大行也”。《白虎通》：“君臣以义合，不可则去”，《周易》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仁、义相比其他价值观要素具有超然性。例如，孔子在《论语·子路》中说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。硁硁然小人哉。”孟子说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唯义所在”。仁、义的重要性，以孔孟之言为证，孔子曰：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孟子曰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，义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身而取义者也。”

　　孔子：仁者，义之本也；义者，仁之节也。“仁者，人也；道者，义也”。孟子：“仁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。”子言：“仁有数，义有长短小大。”朱熹：“仁者，心之德，爱之理。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也。”《韩诗外传》：“爱由情出，谓之仁，节爱理宜，谓之义。”韩愈《原道》：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；…仁与义，为定名；道与德，为虚位。”

　　仁——子曰：仁者，爱人。仁之广义，涵盖甚多，例如，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”“能行五者，于天下为仁矣”，五者，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。“刚、毅、木、讷，近仁。”“仁者，其言也讱。”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；仁在其中矣。”......。然而，仁并非远不可及，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仁也不是无理性、无原则或者软弱，“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“仁者，必有勇。”

　　义——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。本指公正、合理而应当做的。
子曰：“义者，宜也。”朱熹：“义者，天理之所宜。”义者，理义、道义、正义、公义。子曰：“君子之所谓义者，贵贱皆有事于天下。”“君子义以为上。”“见利思义。”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四字：忠、孝、节、义
　　忠、孝在中国社会是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。《孝经》中，子曰：“夫孝者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人之本也”，“夫孝，德之本也”，“孝慈，则忠”。曾子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”。忠、孝兴于夏，“夏道尚忠，复尚孝”。
　　忠——尽己心力以奉公、任事、对人之美德曰忠。

　　古人谓：忠者，德之正也。惟正己可以化人，故正心所以修身乃至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而尽忠者，必能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干，因为公生明，偏则暗。——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忠，敬也，尽心曰忠。”子曰：“夏道尊命，事鬼敬神而远之，近人而忠焉。...周人尊礼尚施，事鬼敬神而远之，近人而忠焉。”《礼记·表记》中载孔子言：“君天下，生无私，死不厚其子，子民如父母，有憯怛之爱，有忠利之教...耻费轻实，忠而不犯”，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：“上思利民，忠也”，其中“忠”指“君主及官吏之忠于民”。孔子讲君臣关系的侧重点，说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，此处“忠”指臣忠于君，而在后世帝王时代，这种含义几乎演变为“忠”的唯一含义。孙中山曾说：“古时所讲的‘忠’，是忠于皇帝...我们在民国之内，照道理上说，还是要尽忠，不忠于君，要忠于国，忠于民，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。为四万万人效忠，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。”《左传·昭西元年》：“临患不忘国，忠也。”忠，本指人与人忠，孔子言“近人而忠”、“忠利之教”，孟子言“教人以善谓之忠”，故忠“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，更非专指见危授命，第谓居职任事者，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”。

　　孝——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孝，善事父母者。”孝是人可以从身边之最近处做起的人间关系德目，被称为“百德之首，百善之先”，《孝经》中，子曰：“教民亲爱，莫大于孝”。“孝之为义，初不限于经营家族。”孙中山在《三民主义之民主主义》一文中指出：“《孝经》所言的孝字，几乎无所不包，无所不至”。孝最基本的内涵是子女对父母的孝。《礼记》：“孝有三：大尊尊亲，其次弗辱，其下能养。”孝最首要的含义是尊亲，孟子：“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亲”，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。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现在说孝，往往指子女赡养父母、晚辈赡养长辈，其实，尊敬先于赡养。至于祭祀祖先，祭享之礼，“其事似近于迷信，然尊祖敬宗实为报本追远之正务”[5]。祖先崇拜、祭祀等等，都是家庭宗族孝文化的延伸。

三达德：智、仁、勇
　　三达德出自《中庸》。《中庸》：“知（智）、仁、勇三者，是天下之达德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”
纵欲、禁欲和天理欲求
　　到了宋代，朱熹针对当时的人欲泛滥和奢华风气，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又说：“饮食，天理也；山珍海味，人欲也。夫妻，天理也；三妻四妾，人欲也。”认为追求山珍海味、三妻四妾是违背天理的人欲，而通常饮食、一夫一妻则是天理[6]。在先儒中也有类似思想，子曰“饮食，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，《孟子》载告子言：“食、色，性也”，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”，饮食男女的欲求，天经地义，满足符合天理的欲求而又不纵欲。

八德：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
　　到了现代，孙中山提出中国固有的八种道德，他在《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》中说：“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，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，首是忠孝，次是仁爱，其次是信义，其次是和平。这些旧道德，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。但是，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，侵入了新文化，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。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，便排斥旧道德，以为有了新文化，便可以不要旧道德。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，如果是好的，当然是要保存，不好的才可以放弃。”
　　八德和四维，合称“四维八德”。
　　汉赋四大家——相如扬雄，班固张衡
　　汉赋四大家指司马相如、扬雄、班固、张衡，四人都有代表性的名篇传世，在当时及后世文坛影响深远，文誉其名。司马相如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风格，代表作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标志着汉赋的成熟。扬雄《甘泉赋》、《长扬赋》、《羽猎赋》则以司马相如诸赋为蓝本，在文学史上首开不逊于原作的模拟之风。班固代表作《两都赋》，盛夸东汉之声威。张衡所著《二京赋》比之《两都赋》篇幅更长、结构更宏伟，被誉为“长篇之极轨”。

司马相如
　　约公元前179年—前118年，西汉大辞赋家。字长卿，蜀郡成都人，本名司马长卿，因崇敬战国蔺相如，改名相如。少好读书、击剑，曾为景帝武骑常侍，因景帝不好辞赋，辞官，游于梁会王门下。后回蜀，期间与才女卓文君私奔，留下千古美谈。汉武帝后来看到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，大为赞赏，召其入宫，司马相如由此成为宫廷辞赋家。晚年任文园令，后免官居茂陵，元狩五年前后病卒。
　　汉代，赋这种文体大盛，涌现出了一批善于写赋的作家，而司马相如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。除《子虚赋》外，司马相如还作有《上林赋》、《美人赋》、《长门赋》等。其中，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内容相连，以子虚和乌有先生争相夸耀本国的故事为基本构架，极尽铺叙、夸张、想象、排比之能事，气势恢弘，典故堆砌，文字华彩，从各个方面体现了散体大赋特点，奠定了散体大赋的体制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以《长门赋》为代表的骚体赋对我国宫怨文学有不小的影响。因其文学影响，司马相如被认为是与司马迁齐名的重要作家。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言：“武帝时文人，赋莫若司马相如，文莫若司马迁。”
　　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有赋二十九篇，其它古籍还引用了相如两篇赋的一些文句和篇名。其赋作多佚，今仅存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、《大人赋》、《长门赋》、《美人赋》和《哀二世赋》六篇，其中《长门赋》与《美人赋》的作者仍有争论。后人辑有《司马文园集》。

扬雄
　　公元前53年—18年，汉赋代表作家，与司马相如并称“扬马”。字子云，西汉蜀郡成都（今四川郫县）人。适值王莽篡汉，被迫投阁，曾自杀未遂，后抑郁而死。
　　扬雄少时口吃，不善言谈，默而好深湛之思。其家贫而好学，博览群书，不慕富贵。扬雄早年酷爱辞赋，尤其仰慕同乡作家司马相如，曾模仿其作品著有《甘泉赋》、《羽猎赋》等。40多岁时，扬雄被推荐为汉成帝的文学侍从，期间写了一系描写天子祭祀、田猎的赋作。扬雄的辞赋在当时颇负盛名，但其后来却认为这是“童子雕虫篆刻”，“壮夫不为”，并不再写赋，而埋头于撰写时人并不懂的学术著作，以求传之后世。扬雄仿《易经》写《太玄经》，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；仿《论语》写《法言》，主张文学应当宗经、征圣，以儒家著作为典范。另著有语言学著作《方言》，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。因扬雄的重要影响，《三字经》将其与老子、庄子、荀子、文中子（王通）并称为“五子”。
　　原有文集，今已散佚，明人辑有《扬子云集》。《太玄经》有北宋司马光《太玄经集注》、正统道藏《太玄经集注》、明叶子奇《太玄本旨》诸本；《法言》有晋李轨《法言注》、北宋司马光《扬子法言集注》诸本。

班固
　　公元32年—92年，东汉前期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。字孟坚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西北）人。出身官僚世家，其父班彪是东汉著名史学家。永元四年，因窦宪事件牵连入狱，同年死于狱中。
　　班固自幼聪明早慧，年九岁，能写文章，诵读诗赋。所著《汉书》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，书中为司马相如、扬雄等赋家立有专传。史家之外，班固也是汉朝一位重要的赋家和赋论家，其赋今存有《两都赋》、《幽通赋》、《竹扇赋》等，赋论主要体现于《两都赋序》及《汉书》有关赋家的传论中。
　　班固受汉明帝赏识入朝修史时，洛阳正修造宫室、浚缮城隍，而关中父老仍希望朝廷西顾，建都长安。班固对此持有异议，遂上《两都赋》，“盛称洛邑制度之美，以折西宾淫侈之论”（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）。此赋在萧统《文选》中位列第一篇，开创“京都大赋”一体，对后世影响较大。
　　班固所著诗、赋、铭、诔、颂、书、文、记、论、议等四十一篇行于世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有《班固集》17卷，已散佚。明代张溥辑有《班兰台集》，传于今。

张衡
　　公元78年—139年，东汉伟大科学家、文学家。字平子，南阳郡西鄂县（今河南南阳县石板桥镇）人。生于官僚世家，父早亡，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。永和四年，积劳成疾而卒。
　　作为一位文理兼修的大家，以科学家身份名垂后世的张衡，同时又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，作品具有独创性，尤长于诗赋。张衡17岁时离开家乡，出外游历，访师求学，到达当时经济繁荣、文化发达的西汉故都长安，后来又在京师洛阳居住五、六年。沿途的山川风物、历史古迹，以及参观京城太学和结交文人学友，大大丰富了他的阅历、开拓了他的视野，为之后创作《二京赋》打下基础。东汉永初元年，29岁的张衡“精思博会，十年乃成”《东京赋》和《西京赋》，总称《二京赋》。《二京赋》在模拟班固《两都赋》的基础上，注入新鲜内容，特别对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进行了讽刺，警告统治者不要乐极生悲，不要结怨于民，牢记“水所以载舟，水所以覆舟”。此外，张衡的小赋具有抒情的特点，打破了汉赋敷陈描写的老一套，将汉赋从长篇大论的堆砌文字转变为抒发心灵的短小篇章，为后来魏晋抒情小赋的大量出现打下了基础。
《二京赋》外，另著有《南都赋》、《温泉赋》、《归田赋》、《思玄赋》、《四愁诗》等名篇，今人张震泽注有《张衡诗文集校注》。

乐府诗集
　　“乐府”，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，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，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。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，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。歌词来源有二种：一部分是文人专门作的，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。后来，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，或称乐府诗、乐府歌词，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。乐府双璧为《木兰诗》与《孔雀东南飞》。《乐府诗集》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、燕射歌辞、鼓吹曲辞、横吹曲辞、相和歌辞、清商曲辞、舞曲歌辞、琴曲歌辞、杂曲歌辞、近代曲辞、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；其中又分若干小类，如《横吹曲辞》又分汉横吹曲、梁鼓角横吹曲等类；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、相和曲、吟叹曲、平调曲、清调曲、瑟调曲、楚调曲和大曲等类；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。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，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，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。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。但总的来说，它所收诗歌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。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，《乐府诗集》是成书较早，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总籍。

　　《乐府诗集》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，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。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《陌上桑》、《东门行》等见于《宋书?乐志》，《孔雀东南飞》见于《玉台新咏》，还有一些则散见于《艺文类聚》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，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。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，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，杂歌谣辞一类所收，多为前所忽视者。至于后来杜文澜的《古谣谚》等著作，则远比此书为晚，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纂的。

《文心雕龙》——伟大的汉文学理论专著
　　《文心雕龙》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（xié）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、结构严密、论述细致的汉族文学理论专著。成书于公元501～502年（南朝齐和帝中兴元、二年）间。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、“体大而虑周”（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诗话篇》）的文学理论专著。全书共10卷，50篇（原分上、下部，各25篇），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，兼采道家，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，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，“经书”是文章的典范。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“才”、“气”、“学”、“习”四个方面。《文心雕龙》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、继承和革新的关系，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，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，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；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，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。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，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、鉴赏的美学规律。
　　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《文心雕龙》全书的基调。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，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，但他强调两面，而不偏执一端。文中提出“擘肌分理，唯务折衷”，在对道与文、情与采、真与奇、华与实、情与志、风与骨、隐与秀的论述中，无不遵守这一准则，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。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，表现出企图对齐、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。他篮球比分直播“风骨”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，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。

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——《韩非子》
　　《韩非子》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，二十卷，韩非撰。韩非（约前280～233），战国时期韩国人，为韩国公子，与李斯同学于荀子，喜好刑名法术之学，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。
　　全书由五十五篇独立的论文集辑而成，大都出自韩非之手，除个别文章外，篇名均表示该文主旨。其学说的核心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、术、势结合思想，秉持进化论的历史观，主张极端的功利主义，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而没有仁爱，强调以法治国，以利用人，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该书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，思想犀利，文字峭刻，逻辑严密，善用寓言，其寓言经整理之后又辑为各种寓言集，如《内外储说》、《说林》、《喻老》、《十过》等即是。
史载，韩非口吃，不善言谈，长于著书，使秦之时，被同学李斯等谗言所害，入狱，后服毒自杀。司马迁说“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”。韩非虽口不善辩，然下笔汹涌，鞭辟入里；语言简洁，又不乏生动活泼之态。韩非寡言少语之际，遭同窗暗算之时，有篮球比分直播的时间和机会对社会进行冷峻犀利的观察，个中滋味，岂足为外人道！观此书，明司马之意，知韩子之文，畅“无情”之法治，有所本矣！
　　《韩非子》注本中，重要的有清王先慎的《韩非子集解》，近人梁启雄的《韩子浅解》，以及今人陈奇猷《韩非子集释》等。今据《四部丛刊》本整理。

古代汉族史学名著--春秋左传
《左传》全称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儒家十三经之一。《左传》既是古代汉族史学名著，也是文学名著。《左传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，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《春秋》编成，起自鲁隐公元年（前722年），迄于鲁哀公27年（前468），《左传》传文比《春秋》经文多出13年，实际记事多出26年（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），以《春秋》记事为纲叙事，其中有说明《春秋》书法的，有用实补充《春秋》经文的，也有订正《春秋》记事错误的。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候事件，但全书的完成已经进入战国时期。这些都说明《左传》与《春秋》的密切关系。
《左传》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，共三十五卷。
《左传》全称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汉朝时又名《春秋左氏》。汉朝以后才多称《左传》，是为《春秋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，与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合称“春秋三传”。《左传》既是一部战略名著，又是一部史学名著。相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。
《左传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，儒家“十三经”之一。《左传》的作者，司马迁和班固都证明是左丘明，这是目前最为可信的史料。有些学者则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，但均为质疑，因为《左传》中某些文章的叙事风格与其他不符，并无任何史料佐证，只能归为臆测。
《左传》对后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。它不仅发展了《春秋》的编年体，并引录保存了当时流行的一部分应用文，给后世应用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。仅据宋人陈骙在《文则》中列举，就有命、誓、盟、祷、谏、让、书、对等八种之多，实际还远不止此，后人认为檄文也源于《左传》。并且，本书在我国的文学界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对史学也有巨大的贡献。

唐宋八大家简介
　　“唐宋八大家”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初朱右选韩、柳等人文为《六先生文集》，因并三苏为一家，所以实际是“八先生文集”。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《文编》中，唐宋文也仅取八家。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，选辑了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共160卷，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名也随之流行开来。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之后，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。通行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164卷，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。清代魏源有《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》8卷。
　　韩愈旧时被列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韩愈、柳宗元共同倡导了“古文运动”，故合称“韩赫洋柳岸”。唐宋八大家在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，韩愈、柳宗元崛起，掀起古文运动，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，一时古文作家蜂起，形成了“辞人咳唾，皆成珠玉”的高潮局势。
　　苏轼、苏洵、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，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，苏轼是苏辙的哥哥。苏洵生有三子三女，长子苏景夭折，三女皆早卒。而王安石、曾巩都曾拜欧阳修为师，欧阳修也是苏轼的老师所以说唐宋八大家分为唐二家(韩、柳)和宋六家(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)。
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，他们提倡散文，反对骈文，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。

儒家经典著作——《孟子》
　　《孟子》“”四书之一。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著。为孟子、孟子弟子、再传弟子的记录。最早见于赵岐《孟子题辞》：“此书，孟子之所作也，故总谓之《孟子》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孟子》十一篇，现存七篇十四卷。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，286章。相传另有《孟子外书》四篇，已佚（今本《孟子外书》系明姚士粦伪作）。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项活动，及政治、教育、哲学、伦理等学说和思想，由孟子及其弟子编撰而成。
　　孟子（约公元前372年-公元前289年），名轲，字子舆，战国中期鲁国邹人（今山东邹县东南部人），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。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孔子学说的继承者，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。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，幼年丧父，家庭贫困，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。学成以后，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，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到过梁（魏）国、齐国、宋国、滕国、鲁国。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，争取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统一。而他继承了孔子“仁”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“仁政”思想，被称为“亚圣”。
楚辞
　　《楚辞》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。“楚辞”的名称，西汉初期已有之，至刘向乃编辑成集。东汉王逸作章句。原收战国楚人屈原、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、东方朔、王褒、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。后王逸增入己作《九思》，成十七篇。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，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。以其运用楚地（注：即今湖南、湖北、安徽西部一带）的文学样式、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，故名《楚辞》。蕴涵有丰富的道家思想。
　　《楚辞》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、屈后仿作、汉初搜集、至刘向辑录等历程。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。刘向《楚辞》原书早亡，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《楚辞章句》、宋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（《楚辞章句》的补充）追溯、揣测原貌。
作为继《诗经》以后，对中国文学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，《楚辞》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，特别是文学方面，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，令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“楚辞体”、骚体。而四大体裁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。
　　对《楚辞》（楚辞）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，今称为“楚辞学”。其上迄汉代，宋代大兴，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。而《楚辞》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“儒家-中华文化圈”，16世纪之后，更流入欧洲；至19世纪，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，各种语言的译文、研究著作大量出现。在国际汉学界，楚辞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。

三言二拍
　　宋元"说话"技艺发展到明代后期，由于长篇章回小说的兴起，"说话"逐渐被说书所代替，但那些宋元旧篇依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，并逐渐脱离口头文学而成为书面文学--通俗小说。这时，有不少人整理宋元话本，并模仿创作了很多短篇白话小说。这种小说被称为"拟话本"。拟话本的作品专集很多，但真正能代表明代对宋元旧篇的整理和拟作新篇的水平，反映出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是"三言二拍"。

　　"三言二拍"具体是指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、《喻世明言》，和凌蒙初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奇》。"三言"内容广泛，从各个角度，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。作者编辑"三言"的目的，在于劝谕、警诫、唤醒世人，有明确的社会功能。“三言”所收录的作品，无论是宋元旧篇，还是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，都程度不同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。这些作品，题材广泛，内容复杂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，有对友谊、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、负心行为的斥责。更值得注意的，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。如《施润泽滩阙遇友》、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、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、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等。在这些作品里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，所宣扬的道德标准、婚姻原则，与封建礼教、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。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。“三言”中的优秀作品，既重视故事完整，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，刻画人物性格。它的刊行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，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。三言的出现，代表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。

　　二拍”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。如《转运汉遇巧洞庭红》写商人泛海经商事，可以看出明末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。《乌将军一饭必酬》、《叠居奇程客得助》等重视商业描写，在以往的短篇小说中非常罕见。有些作品提出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。如《李将军错认舅》，描写了刘翠翠和金定忠贞不渝的爱情。先是翠翠迫使父母放弃“门当户对”的习俗陈规而和金定结合，后翠翠被李将军虏去作妾，金定又历尽艰辛，终于找到了翠翠。但迫于将军权势，不得以夫妻相认，最后以双双殉情来表示他们之间的至死不渝的感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奉劝世人行好事，到头原是自周全”的劝谕思想是贯穿“二拍”始终的精髓，如卷十五《韩侍郎婢作夫人》的开头中说的一妇人因受商人帮助救出了丈夫，在她去答谢商人的一刹那，商人卧室的房墙倒了，要不是因妇人来答谢的时间巧合，恐怕商人就一命呜呼了，这种行好就有好报的教谕“二拍”中描写的很到位。“二拍”善于组织情节，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，语言也较生动。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，它比“三言”差得多。"二拍"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，一些优秀篇章还写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新变化，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及封建婚姻制度等。"二拍"的出现，开创了文人拟作话本专集的先例，在古代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影响。